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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約束和激勵引導相結合 讓教授重歸本科課堂

? 作者:教育之家 ? 2020年07月03日 ? 熱點速遞
   
       我國這些年來不斷強調讓教授回歸本科課堂這一話題,長期以來一些高校的教授或者是副教授并較長一段時間沒有為本科生上課,這種情況在全國范圍內并不算少見。而此前教育部反復強調要“確保教授全員給本科生上課”,目前來看距離這個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科技日報7月3日報道,高校教授為本科生授課比例僅為77.11%,這是教育部近日發布的《全國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學質量報告(2018年度)》中給出的數據。不到八成的比例與教育部此前強調的“確保教授全員給本科生上課”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
  2018年6月,在四川成都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強調,不參與本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格的教授。2019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透露,將出臺相關政策,規定在學校連續3年不給本科生上課的教授和副教授會被清理出教師系列。
  呼吁聲響亮,文件規定得也嚴格,但為什么教授進課堂就這么難?
  給本科生上課“必須推著走才能動”
  讓教授走進本科課堂,不是個新提法。
  從2000年以來,教育部就高頻率地出臺了系列文件,呼吁教授“回”本科課堂上課。教高〔2001〕4號文件規定,教學工作始終是學校的中心工作,教授、副教授必須講授本科課程;教高〔2007〕2號文件規定,教師被聘為教授、副教授后,如連續兩年不為本科生授課,不得再聘任其為教授、副教授;2012年以及2016年出臺的相關文件中,也都強調要把教授為本科生上課作為一項基本制度,將承擔本科生教學任務作為聘任教授的基本條件。
  “給本科生上課,是對教師最基本的要求,是他們最本職的工作。為什么要反復強調,就是因為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浙江農林大學教務處副處長代向陽聽到過這樣一個比喻:抓本科教學,好比走上坡路,必須有人推、使勁推才能往前走,不推就會停;抓科研就像是走下坡路,不用推,自己就能走。“比喻不一定恰當,但也能反映一種普遍擔憂。”他表示。
  某高校教師告訴科技日報記者:“教學是個‘良心活’,要好好備一門課是很花時間的。但我把同樣的時間投入到科研上,收益肯定比投入到教學上要高。”
  給本科生上課更是如此。高校對本科生上課的形式、內容一般都有嚴格規定,還配有課堂督導。不像研究生課堂,可以更加隨意、更為自由。
  和普通教師相比,教授的各類事務更為繁多。有的承擔了重大科研任務,有的走上了重要行政崗位。忙碌之下,他們難免會將本科教學暫且擱置。
  揮動職稱評審和教師評價指揮棒
  “高校推動教授回歸本科課堂是很難,所以我們盡量做好制度設計,打好組合拳。”代向陽說,學校花了很多心思引導和要求教授的本科教學。浙江農林大學2018學年到2019學年的本科教學質量報告顯示,該校有超過92%的教授給本科生上課。
  最重要的指揮棒,就是評價體系。
  即使當了教授,也有4年一次的聘期考核。授課數量如果不達標,就會影響聘期考核。教務處每年都會對每位老師的教學工作業績進行考核,如果授課數量不夠,會影響其工作業績評級。在學院層面,學校會開展年度教學工作考核,學院教授給本科生上課的比例,會對這一分數產生影響。
  除了硬性規定,學校也實施了一些軟性引導,打造重視教學的校園環境和風氣,倡導教授為本科生開設新生研討課和專業導論課,鼓勵他們為低年級學生開設專業基礎課。“近幾年的職稱評審條件里,我們也強化了教學所占的比重。教學成果太少,課時數不夠,就會影響最終的評審結果。”代向陽說,高校內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最主要還是靠制度建設,要引導教授注重人才的培養。
  教授要為本科生授課,許多文件都有涉及,每個學校也有自己的規定,但最終的落實情況如何,還是要看學校自身的重視程度。“高校要推行某種制度,一定要自上而下。學校管理層認可,學術委員會認可,教授認可,推行起來就會順利很多。”代向陽說。
  高校教師薪酬制度還需改革
  當然,更理想的狀況,是讓教授發自內心地投入到本科生教學,而不是靠考核等制度進行約束。畢竟,正如教育部所強調的,高校教師的第一身份是老師,第一工作是教書,第一責任是上課。
  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同濟大學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張端鴻直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其實是保證教授給本科生上課的關鍵因素。
  “從教師的工資構成來看,論文發得越多、科研項目拿得越多,績效就越高。”張端鴻分析道,一個以科研為主的教師,拿到的績效可能比以教學為主的教師高幾倍。“國內老師上課的課時費非常低,給本科生上課的課時費可能更低。”他坦言。
  總的來說,科研在大學績效評價體系中所占比例很高。現實情況是,教師的課時酬金和科研所得收入存在較大的差異,費勁上課,拿到的酬勞還沒有一篇高級別論文的科研獎勵高。“高校給教師提供的薪酬待遇其實是相對較低的。我們對大學教師這一智力密集型行業的基本待遇沒有提供很好的保障;同時也放開口子,默認教師可以通過項目、校外服務等形式為自己謀求其他收入。”張端鴻說。
  這種制度設計,天然就對教授進本科生課堂不利,教師很難將主要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人才培養上來。“現代大學,也應該有一個現代的教師薪酬分配制度。”張端鴻強調。
  激勵不足,約束不夠,便很難實現教授百分百給本科生上課的美好愿望。當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規定教授必須進課堂后,也出現了一些變通之法。比如,教授采取“掛名”的方式上課,和副教授、講師組團開課,自己則象征性地上一兩節課。類似的做法能應付檢查,通過考核,讓“數據”好看,但這和育人的初衷并不相符。
  教育部2019年印發的《關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意見》指出,要突出教育教學業績在績效分配、職務職稱評聘、崗位晉級考核中的比重,明確各類教師承擔本科生課程的教學課時,切實落實教授全員為本科生上課的要求,推動教授到教學一線為本科生講授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
  2018年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以來,代向陽能感到,各界對教學的重視程度提高了,學校在制度設計層面也將教學擺在更重要的位置了。“想短時間內就百分之百扭轉重科研輕教學的局面,很難。但每年都能有一些進步、一些收獲,就值得欣慰。”代向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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